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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秦晖差别不大却很关键(3)  

2011-10-28 23:41:00|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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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前文

    这里我们遇到秦晖留下的一个巨大的困惑。显然,秦晖认为,孔子要捍卫的“周制”并不是奴隶制,而是封建制,那么,“周制”之后的“秦制”又是什么?秦晖吞吞吐吐地认为,如果将其称为平民社会,“从废封建角度讲,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秦晖内心对此有极大的不愿意。在西方中心论影响下,中国从来就是比西方落后的,怎么可以比西方早这么多年就进入“平民社会”?秦晖虽然没有明说,但在言语中多次使用“奴才”这样的字眼,以表示他对“秦制”下所有人都是奴才的观点。如果我们把秦晖的这一言辞理解为“秦制”就是奴隶制,其实也说得过去,但我想,这也不是秦晖的真实愿意,这只是他的混乱。秦晖更愿意把“秦制”称为“帝制”,彷佛“帝制”是中国人创造发明的一个独特社会形态——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封建制。那么,“帝制”究竟是什么?
    欧洲从等级制度向平民社会的转变,都伴随着一个从分权到集权的过程,几乎每一个进入平民社会的国家,都会进入中央集权的状态。中央集权在此过程中的意义是,国家政府将原先分散在世袭贵族手中的权利,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对此,秦晖提到的日本明治维新在形态上与欧洲是一致的。明治维新前,日本的天皇长期没有实权,徒然是个摆设。明治维新后,日本天皇的权利大大增强,以前封建时期的幕府贵族淡出历史舞台。这实际上就是日本开始进入秦始皇的中央集权时代。与之对应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为欧洲的国王进入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并率先在法国得到实践,使得法国成为欧洲较早进入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也是法国当年成为欧洲强国的重要原因。因此,我认为,秦晖所称的“帝制”就是平民社会必然伴随的中央集权状态,但秦晖始终不愿爽快地承认这一点。至于后来的“民主”并不完全是分权,而是谁来掌握或控制“中央集权”。
    那么,在限制和控制“中央集权”被滥用方面,中国又是怎么做的?我认为,中国用儒家思想从下层和上层两个方面做到了这一点。秦晖说:“每个人都听家长的,谁听我的,大家都知道当年儒家是一直讲孝要高于忠,父要高于君,子思就讲过‘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韩非有一句骂孔子的话,鲁国有一个人去打仗,三次都开了小差,孔子问他你为什么开小差?那个人说因为我是独子,我要尽孝,孔子就说你做得对,韩非就骂得很厉害,说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能强大吗?”我对秦晖的记忆力和他对历史细节的敏感性表示高度赞赏。那么,这两个历史细节说明什么?
    韩非作为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极力提倡中央集权。孔子与韩非的对立说明孔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中央集权的。但是,秦晖对此没有深入地明确,孔子与中央集权的对立,究竟是封建状态下的分权,还是其他什么?我认为,孔子与中央集权的对立并不是封建制下的分权,而是家庭团结对于中央集权消解。秦晖说到:“这个依附制度就有一种天然的权利和责任的对应,而且这种权利和责任的对应是不依赖于制度的,就是依赖于伦理的”。“家庭关系的确是除了私欲以外,人类社会自发产生的一种利他的情结,或者说是一种比较高尚的情结,以后所有的理想其实都是想把这一套东西推到陌生人社会去,因为这套东西只对熟人社会或者亲人社会有用,以后所有人都希望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或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外推,这就说明这个东西是有道德美感的。”
    这里要说到中国与欧洲的一个巨大不同。虽然我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以后进入了平民社会,但是,中国文化对于人人平等的理解与西方有显著不同。简单说,西方把人抽象化,把人看成是社会的原子状态,倾向于得出人人绝对平等的结论。中国人认为,人与人之间肯定是有差异的,长幼之间、男女之间、尊卑之间,差异其实难以消除。因而,中国的平民社会很现实地接受应有的社会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说,认为儒家维护高低尊卑也没错。问题是,等级制度高低尊卑是永久固定的,而儒家主导的平民社会,高低尊卑是可以流动的,尤其是,这一高低尊卑的流动标准,主要是知识,这也是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长期得到中国人推崇的原因。相对来说,等级制度中,教育只是贵族的权利。等级制度是把所有的流动都取消,高低尊卑永久固定。在西方社会,与之相反的形态就是共产主义,所有人从财产上就平等,因而在一切权力上,理论上都平等。这显然也不是儒家的主张。
    儒家高低尊卑的流动性,在社会基层就是家庭。在一个家庭中,父母与孩子、男人与女人,总是有天生的不平等,儒家并不试图消除这一不平等,而是用天然的伦理,即秦晖所谓“自发产生的一种利他情结”、“一种比较高尚的情结”形成道德,维护家庭小团体的稳定,使之成为平衡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砝码。相比较而言,商鞅变法时有一项政策,大家庭要拆散为小家庭,这是法家向个人单子化发展的一项措施。儒家后来占据上风后,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成为主流,其中,基层社会的家长、族长权威就成为另一种“分权”方式,这也正是秦晖教授所说的“父要高于君”。
    儒家以大家庭为核心的分权不同于等级制度,首先,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熟人社会,而是亲人团体,因而,道德感更自然,但同时也向熟人社会同心圆般地扩散。其次,家庭内部高低尊卑也是可以自然流动的,孩子总有一天要成为父母,小媳妇总有一天会熬成婆。因而,这一自然状态的流动性与社会地位的流动性也是一致的。第三,大家庭即便对中央集权有分权作用,所分的程度也有限,不像一个贵族可以掌握一个县、几个县的权利,或者以一个省的分权形成割据。而一个几世同堂大家庭,即便扩大为宗族,范围也有限。秦朝以后的宗法社会与周朝不同,一般来说,秦朝以后的宗法社会,一个宗族的势力范围常常只局限在一个或几个自然村内。换句话说,贵族分权分成大块,比方说分成10份;而家庭分权,即便是大家庭,也分得细碎,好比是分成1万份、10万份。因此,贵族分权很容易出现贵族联合起来对抗最高权力,而家庭分权联合起来的难度就比较大。儒家也就以这种方式,找到了中央集权与基层分权的平衡。秦晖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天高皇帝远”,意思是说有些事情皇帝也管不着,这正是儒家社会消解中央集权的方式之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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