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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零散发言整理  

2011-10-20 23:43:00|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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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上旬在成都大邑参加由杨帆召集的近代史讨论会,与会者有杨帆、李伟东、秦晖、萧功秦、徐友渔、张木生、黄纪苏、祝东力、吴伟、陈永苗、曹锦清、樊建川等20人左右。几天的会议中,规则是某人主题发言,然后大家质疑讨论。我也有一个主题发言,该发言的录音整理稍后再发。对于其他各位的发言,我也有零散的发言。我不太爱抢话、插话,因此,零散发言不多。记忆中还说了其他的,但是,发给我的录音整理上没有,无所谓了。这里把我在会上几个比较突出的零散发言汇总一下。所针对的各位学者的长篇发言,大家可参照杨帆教授的博客


    一、针对萧功秦的发言:
    刘仰:刚才萧老师说的内容,我稍微讲两个方面,一个是讲历史应该求真,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历史学里长期也都存在,尤其是近代考古学发达以后,考古学和历史结合以后,对于真的追求就变得非常重要。其实刚才萧老师在说的时候自己也提到历史很多时候是一个经验,那么经验和真是不是一定是吻合,这个可能还是值得考虑的。
    我曾经看到过一些西方的学者的历史研究很有意思,他说拿破仑为什么在滑铁卢战役失败了呢?因为拿破仑有痔疮,那天正好痔疮犯了,以前打仗的时候他都坐在那儿,镇定自若在那儿指挥,那天痔疮犯了,他坐不住了,他走来走去,就把他的心绪搞乱了,战争就败了。这个也许是他的一种历史求真,但是你说历史的求真对于我们讲的历史的通透的东西来说,它有多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以前也经常讲过西方由于考古学以后,我的比喻就是他们把历史放在解剖台上,我认认真真解剖你每一个细节。我认为如果你解剖的细节对于活着的人没用的话,也没多大用处。所以反过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谓讲所有的历史求真,其实无非是为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找到了以前被掩盖的某一些历史细节,其实还是在为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在服务,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第二个问题,刚才萧老师讲到了“马加爵现象”,如果一个学生进了一个名校、一个班级,这个学生不好好学,最后大家看不起他,最后他实施报复。对于这样的问题判断其实有两个方面来判断,一个就是你从这个学生本人来说,你是不是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坏学生?我们如果简单地说马加爵就是一个天生的坏学生,这是一种解说方法。但是还有一种解说方法,我们同样要问,你这个班级形成的教育体制,学校形成的教育体制,对于学生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不是要帮助他?这种体制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在他刚产生苗头的时候就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在很多时候针对一个现象的时候一说到体制,我们就针对中国的体制,从来不针对西方的体制。包括刚才萧功秦老师说的,弱者有没有权利用超限战的方式来反抗强者?我觉得这只是提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弱者为什么只有用超限战的方式才能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是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只看问题一方面,我就想到了前一阵子有一个言论很可恶:日本人为什么要残酷镇压中国老百姓?因为中国反抗,你要不反抗,日本人不会镇压你的,他就不会这么残暴。我觉得这种说法很荒唐。

    张木生:鸦片战争是因为你不守国际公约。

    刘仰: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是两个方面,你说马加爵是有天生的缺陷,这可能是问题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说他的班级里的教育,是不是没有人情味、冷漠,这也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不能只讲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现象两个方面都要说。(注:这里并不是直接讨论“马加爵现象”,而是萧功秦先生以“马加爵现象”比喻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后的形态,意思是说,世界是一个优秀学生组成的班级,中国就是马加爵,竞争不过,只好动粗。)
    最后讲一个问题,萧功秦老师刚才讲到了朝贡体制,郑和当年的朝贡体制不是世界一体化,不太被认可。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个世界也在变相实行郑和的朝贡体制。不管美国也好,世界银行也好,他们经常有对弱国的经济援助,某种程度上来说跟朝贡体制,我给你点钱买你的东西道理上是一样的。但是我一直说西方现在很多行为以及体制不如中国,今天不管美国也好西方国家也好世界银行也好,对于穷国的类似于郑和那样的朝贡体制的援助,其实没有当年的那种真诚,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那些地方还是用这种援助达到其他的一些目的。

    秦晖:你是说郑和时代的那种朝贡是很真诚的?
    刘仰: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真诚的。

 

    二、针对秦晖发言:
    刘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它所面对的帝制可能有很大的特权的成分,八旗等等有很大的特权。革命党当时最早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把外族给驱逐掉,我们今天现在的外族和鞑虏的成分基本上已经不在了,今天再来考虑帝制的时候更多的应该是秦教授讲的,我们考虑它帝制本身的合理性、结构的合理性。在当年这个结构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部分特权阶层在这个结构里是获益最大的,所以当时辛亥革命反外族的倾向是很重的,驱除鞑虏这种心态是很重的。驱除完了以后他发现这个问题出问题了,为什么要出问题呢?如果汉族人要驱除满族人,下面马上面临一个问题,藏族人是不是也要驱逐?蒙古人是不是也要驱逐?如果这么一驱逐的话,国家就要分裂,所以革命那个时候显然要驱除特权阶层这个愿望非常强,到后来完成革命以后,马上就面临帝制的结构对整个国家是有利的,满族人、藏族、维族等等都在这个帝制结构里,他觉得这个结构还是有用的。所以今天当这个特权阶层消失以后,它的意图已经发生变化了。(注:这个问题我已专门写了文章,对我来说,写文章还是比口头说更容易讲清楚道理。对于秦晖教授的长篇发言,事后我已经写了一篇很长的分析文章,由于某杂志要发表,因此,稍延后几天,等杂志发表后再贴出。)

 

    三、针对张木生的发言:
    刘仰:我觉得他的理论包含的主张是可取的,问题只在于落实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落实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用基金的方式来提供其他福利,关键就是具体操作细节。刚才我听张老师(股份股权)讲到不能卖,不能转让,这是我在很多其他很多地方都强调过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应该对股份、股份制、股市等有不同于欧洲的独特规定。倒不一定说所有的股市、股份都不允许转让,有一些特殊企业的转让我们可以规定它不允许转让,有一些企业我们应该限定它的转让方式。我觉得多一点这种方式,从经济角度上来说解决比较低收入的这些群众的经济问题,是国营经济存在的理由,或者说这么多的国营企业、国营经济存在那儿,你要给它找到一个真正的理由,你说我就是为了增加国库,那么你增加国库又是为了什么,你直接体现在老百姓那儿会好一点。(注:关于国有经济问题,我在其他场合零零散散地说过一些,近日想稍微整理一下,所以在会上对此没有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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