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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黄纪苏:漫议国家与文化(下)  

2011-08-09 22:36:00|  分类: 转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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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议国家与文化
——《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读后

作者:黄纪苏

 

    (接前文

    四、

    在有些方面,毛时代跟政教合一的神权社会确有一比,甚至有过之——这里不包含价值判断,因为各种社会组织方式各有短长。国家(政府)是前三十年墙上唯一的一颗钉子,社会生活各个部门包括文化,都挂在这颗钉子上。后三十年墙上这根钉子实在承不起那么多东西了,文化掉下来,在知识精英的耳朵上挂了一阵,后来落入市场这条鳄鱼的海口。
    前三十年的主流文化即革命文化,马列主义毛泽思想什么的,和那时的国家一样,也是全能的。它提供的知识论与近代最新社会力量即科学及进化论不但相安无事,甚至还相得益彰,这点强于宗教。它还提供了充沛的价值观、意义感、甚至终极关怀(如“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让人觉着上下班不仅仅是上下班还是件了不得的事情 ,这点近乎宗教。总之从心到脑,革命文化都能管。因为啥都管,后来一旦撒手不管,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便成了李逵李鬼们的天下。本来传统的儒、释、道各家以及西方的人道主义、非列宁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等等,都不乏平衡个人主义、羁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丰富内容,但由于几十年弃置不用,年轻人听都没大听说过,这时就是把太和殿的龙椅让给它们,它们从伊犁、宁古塔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结果让张宏堡、李洪志这些小头锐目之辈捷足先登,差点承包了“以德治国”。三十年里,革命文化的废墟不但成了主流精英的激情飙车道,也成为形形色色花妖狐魅、大大小小神汉教主的快乐家园。大官大款大腕闪着“拉大差距、提高效率”的警灯呼啸而来,捆载而去,抢得草民目瞪口呆。小神仙们随即贴上来一边揉腿捏背一边探囊取物——模样好点的妇人连身子带票子一样也剩不下。
    主流文化脱离国家那颗钉子未必是件坏事,但后来整个掉进市场嘴里,肯定不是件好事。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不妨市场化,但如果精神生活也市场化,由着财富价值观通吃独大,亿万脑瓜跟小卖部似的24小时营业,那样的日子还是人过的日子么?全国培养教师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最近出了位董藩教授,他对自己的研究生下达了不挣够四千万别来见我、也别跟人说我教过你们的总动员令。面对网上的批评董教授理直气壮,说谁批评谁就是伪君子。他说的也不全错,因为挣大钱、发大财早已成为亿万小卖部的唯一宪法了。财富价值观既是社会经济形势走到某步田地的结果,也是让社会经济朝某方向去的推手。由于有推的没拦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几步就跃进到了打砸抢资本主义或白沟商品经济阶段,市场经济气儿吹似地迅速膨胀为市场社会。从90年代的工农到近几年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国的广大人口不仅在社会经济上遭本族精英胡虏倭寇式的洗劫,还在文化上被财富价值观二次蹂躏,受欺辱者跟着欺辱者欺辱自己:怨爹怨妈怨自己没出息,自我掌嘴,自钉竹签,精神胜利法都不如从前好使了。
    中国要真是个贵族社会倒也太平了,可惜自战国以后基本就不是了。既然不是,那么多大的财富差距、多强的财富价值观就会煽起多猛的财富欲望。彩票、股票、凤姐、芙蓉姐姐这些底层的致富之路,走通的概率比抢银行高不了多少。更普遍的是自杀的、郁闷的、瞪着眼睛睡觉的。当海量的社会欲望找不到实现途径时,无数陈胜吴广洪秀便像岩浆一样蹲在火山底部摩拳擦掌,等待冲天的一跃。随着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增势的放缓,对有限财富的争夺会愈加酷烈,其人生意义只剩下发财却又发不了财的广大“蚁民”“屁民”,会整团整师地编入精英们所担忧的“刁民”“暴民”队伍。富士康的十三连跳、频繁的网络暴力风潮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不祥之兆,已经把不少人民警察活活累倒在岗位上了。

 

    五、

    国家肯定是不想文化裸身,但它从前辈那儿继承来的是排他性极强的革命文化,而革命文化跟执政党今生的事业又实在不合,这就让经济、文化“两手都硬”三十年来一直悬为空谈。不过平心说,国家一直也在尝试着援用别家的文化来弥补主旋律的基本无效。例如,为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1980、90之交曾考虑过“新权威主义”。后来为躲避西方普世主义的穷追猛打,国家还默认过民族主义 ,在享受该主义对“中”字头捍卫的同时,也不忘控遏其势,以免坏了接轨、一体化的好事。他如国家主义、保守主义、新儒家等等,国家也都抱不干涉主义、甚至乐观其成的态度。这些当然还仅局限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领域仍被强者哲学把持,人生的意义体系仍是财富价值观的一统江山。这方面,宗教这一二十年起了一些平衡作用。宗教虽为“人民的鸦片”,但眼见人民疼得不但打滚还要打人,而主旋律止疼片“同一首歌”之类吃了等于没吃,国家只好任由“鸦片”流行。党员信佛信基督者甚众,党也一点不嫉妒,跟毛时代真有天壤之别。各门宗教中,属佛教最滥——有时我都纳闷他们弄什么“人间佛教”啊,直接改农贸市场不行么?基督教的商业化程度最低,看着还像宗教。有趣的是,近年也有人主张将毛主席当神佛礼拜。宗教走低本为世界趋势,在中国却逆势上扬,实在耐人寻味。在社会剧变的飘风中,飘絮般的人心太想找个枝头休憩了。国家如今提供不了这样的休息室,放手让宗教去提供,这是现实主义的态度。
    在一个健康、和睦、有活力、可持续的社会里,哪种文化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公正地说,在过去三四十年里,精英主义乃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确实为中华民族取道资本主义市场的民族复兴提供了巨大的文化动力,亿万个体的你追我赶累积成整个共同体的日新日进。但正像毛时代克己利群平等互助的革命文化一样,它也有自己的盛衰之数,干到如今,把社会干成一堆干柴,确实也该歇歇了。但歇歇而已,并不是说就该取缔,因为竞争作为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一时半会儿也不是谁能动得了的。但竞争文化需要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是中国社会的燃眉之急,也是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国家在这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去年曾就某女在电视相亲节目里叫嚣“宁坐宝马车里哭,也不坐自行车后座上笑”写过一篇《灯都灭了》:

    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我有回随便浏览了十个电视频道,发现其中有六个正在弘扬影视明星奢靡无耻的生活。文化的恶之花像黑衣女巫摇荡在道路两侧,欢送中华复兴的列车从阶级分化的丘陵地带直奔社会分裂的大峡谷。

    前不久重庆地方电视台率先向窝藏这类节目的商业运营模式说不,代之以传统、红色的内容,这的确有点像当年解放军唱着军歌查封八大胡同,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重庆市政府封文化发廊的门这并没错——政府再不去封门,人民有一天就会起来封政府的门。但封了文化发廊的门之后给人民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食粮,这对整个国家体制真都是一个难题。革命文化那儿的《一条大河》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重庆方面把屈原、马丁路德金也都请了来。广结善缘无疑是对的——毛时代的革命文化之失,就在于不是积极扩编而是反复提纯,结果提得什么都不剩。但即使这样,恐怕也还是不够。《一条大河》《一条小路》固然是好东西,但都属过去时,与当代人的生活世界是有隔阂的,而且它只是遗赠而不是创造——创造即便不是人生的大部,起码也应是一半。可以说,由于这三十年国家没建设出任何称得上“文化”的文化来,这让国家中的有心之人、有志之士包括重庆方面难为无米之炊,只好拿过期食品去替换有毒食品。过期食品一般口感都嫌干硬,再加上政府的权力推广,这就极易凸出并放大国家机器强制的一面,甚至给人妓院要改成经院的担忧。这样的担忧既包含误解,也可以理解。
    重庆的“唱红”乃至更具包容性的“唱读讲传”,反映了国家自身三十年来的根本文化缺陷。但重庆方面在政法和经济领域所做的两件事,却着实有文化转变上的意义,说明“功夫在诗外”确有道理。一件是向黑社会及其官僚保护伞开刀,规模之大,于世瞩目。另一件是民生工程,的确也不大像以往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如前所述,中国三十年发展路线在社会关系上已难以为继,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也该退居二线,让新的文化出来主持工作了。新的文化应是社会主义控股、其他各种文化参股的多元文化体系。这样一个新的文化体系,为以革命文化为老底子的官方主旋律文化提供了起衰还阳的机会,但能否还阳,要看官方能否做“诗”外的功课,能否满足一项前提条件:做的要往说的这边靠靠。
    也就是说,曾经在近代大危机中好样过一次的“核心力量”,需要再像样一一次。所谓“像样”,用重庆地方领导要求警方的话就是,“镇得住坏人,帮得了群众,管得住自己”,难度系数按说没多高,既不用抛头颅也不用勒裤腰。但管不住自己又确实是官僚体制的顽症,毛主席最后连大黄蜈蚣都用上了也没攻克了 。但正因为困难才是挑战,才是机遇,就看谁能抓住,谁能力行了。如何行呢?很简单:一要强化社会管理者的超然角色,二要弱化社会管理者的自身利益。角色不超然您还兼着资本家,那您还怎么管资本家?自身利益不约束而您又攥着国库的钥匙,那还真不如资本家呢。重庆刚开始“唱红”时没多少人介意——唱还不容易,贪官们这些年贪累了不是都爱唱支老歌解乏么,听说有的污吏狂嫖滥交时专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呢。但后来重庆方面在公检法内部打掉大批黑社会保护伞,后来又把大批警员从楼里挪到街上给老百姓站岗放哨;再后来还大批开建别处官僚谁都舍不得建的公租房。到这时,“唱红”这壶茶才算喝出点味道,唱的和干的才开始扭转那种千万别碰一块的局面。当然,重庆的官员最后能多像样,全国的官员能否也像点样,都还在未定之天,过分乐观和一味悲观都不可取。总之,官僚集团只有向自己的利益开两刀,才可能像点样,才有资格领唱新歌,其他人群才愿意加入合唱,新歌才可能家弦户诵,山鸣谷应,纪念碑浮雕上那相互扶助、苦难同行的群像才会在歌声中化入苍茫大地上走向未来的亿万身影。

 

    六、

    在目前由精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转型中,国家因位置关键、作用不可取代——向自身利益开刀以改形象、变风气的事非他不办——理应发挥某种“领唱”的作用。但在未来的多元文化体系中,这“领唱”的角色则应弱化,弱化到每年芳菲四月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天坛给小树苗浇水的程度。在中国过去的两千年里,由国家领唱甚至主唱文化的时候(太平天国、毛时代)并不太多,而且按现代世俗社会的逻辑,那也不该是国家干的事。国家将来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妨参考一下大观园王凤姐和海棠诗社的关系。作为荣府总管的凤姐做了三件事:第一,拿出五十两银子设立文化基金;第二,出任“监社御史”;第三,以“一夜北风紧”领唱或揭幕了大观园诗歌节。简单说,国家要做的是提供文化硬件,做好文化的外围组织管理工作,把钱运到正当的地方,别拿去资助薛蟠薛大爷他们的“女儿悲诗歌狂欢节”。
    对于这种半出纳、半总务的文化角色,被下属和学者吹得天花乱坠的各级文化官员也许会认为是对自己的小瞧——特别是他们还珍藏这一些“照到哪里哪里亮”的集体记忆。而事实上,不滥用文化资源看来对他们已经是过高的要求了。可以说,他们掌握着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用、却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的巨量文化资源。就说各级政府最热衷的歌舞晚会吧,一场耗资千万不算新鲜,论体制功能无非是把财政拨款在年底前胜利地花光——这样第二年就能拨来更多的钱;论社会效果则是把演艺明星的身价彩弹礼花般炒上夜空,让遍地的人民痛感脚踏实地是多么的不幸。再说电视传媒,如今亿万魂灵时刻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危若累卵的局面,那些调戏正气、羞辱智商、不把高级动物改造成低级动物决不罢休的栏目节目,实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电视台广大职工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也不想下三滥,但上面定了产业化大方向,下了收视率、广告收入硬指标,不下三路,我们不得下岗么?还记得几年前安徽黄山地方政府跟开发商联手打造的“金瓶梅”工程,则“监社御史”也做开了“嫁了男人是乌龟”。无论是自己腿上的官方主旋律文化,还是自己眼皮底下的主流市场文化,国家把文化管成这样,还不需要深刻检讨么?今后少开点动员会、表彰会,多开点研讨会、分析会吧。
    天安门广场最近在马、恩、列、孙、毛之外,又立了孔子像。诸子百家、中外先贤,只要地方够,我看多多益善,因为这是一个健康多元文化应有的胸襟。不过,在仰望伟人感念伟业的同时,千万别忽略了身边的普通人,别忘了人民群众正日益成为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的旗帜终将是人民群众自己。替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有其合理性,但终将过渡到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间社会在这三十年间沛然而兴,与国家、市场鼎足而三的格局正在形成,这是历史的进步。从互联网这个中国最大的公民社会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参与政治、改造社会、塑造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愿望和能力空前高涨。他们中正在生成并释放出巨大的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今虎虎有生气的文化行动十之八九发生在民间,或发生在民间与国家与市场的交界地带。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其实各有短长,如何在文化领域取长补短,形成良性互动,需要各方在认清大势的基础上扎实探讨。目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火星四溅,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缓解,一旦引爆深层社会矛盾,几十年得之不易的成果有可能付诸东流。国家应该拿出忧患意识,同危机也同自己的弊病抢时间争速度,积极探讨与民间社会的沟通合作之道 。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相对容易合作的领域,何不就从易处做起,说不定能收以易易难的效果呢。
    最后再回到“文化自信”上来。中国人过去一百年失落的文化自信,它的重建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拿来—消化—创新的三部曲中,自信心的完全恢复只能在第三部曲中,在现代化基础设施大体建成、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基本站稳脚跟的时候。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前后三十年的正题和反题,如果顺利的话,未来应是走向合题,走向文化自信心完全恢复的三十年。文化自信心的完全恢复必然伴随着中国五千深厚文化的大规模盘活,即中华文明的现代化重生再造。这会成为世界当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起于地中海、盛于北大西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主导世界五百年之后,差不多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能量,已是夕阳在山。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当其时,如能再接再厉完成文化的重建,那么,一个既古老又崭新,有根本而能包容的中国文化,是可以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的。我们那本《中国不高兴》千言万语,说的无非是要抓住历史机遇,为担起这个人类使命而改造内部、做好准备。
原打算聊个三两千字,结果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可见也不是个胸有成竹的角色。思有未周、理有未澈之处也不知凡几,尚希阁下多多指正。

    黄纪苏

    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发表时有所删节。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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