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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如何治理“道德沙尘暴”?  

2010-01-03 11:54:00|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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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中天先生近日接受《精品阅读》采访,对中国当前的道德现象发表了一些看法,文章刊于今年第一期《精品阅读》。在这篇采访文章中,易中天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他将当下中国道德危机频发、缺德事件不断的道德状况称之为“道德沙尘暴”,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易中天先生在采访中也表示,他并不欣赏这种状况,而是希望得到治理。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治理“道德沙尘暴”,显出蓝天白云?易中天先生没有给出明确的方式,只是简单提到要“从长计议”。我想对于易中天先生在该采访文章中体现的前后观点,说点我的看法。
   首先,易中天先生并没有指出“道德沙尘暴”频发的原因。这不能责怪易中天先生,提问者是我的老朋友老愚先生,老愚没有问这个问题,易中天先生自然不便自顾自地阐述一番。但是,简单理解一下“道德沙尘暴”频发的原因,我认为是有必要的。中国古代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叫做“义利之辨”,当今道德沙尘暴频发,其实就是“利”的原则大大超越了“义”的原则,尤其是个人的“利”被某些人放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上。理论界、思想界对于道德观念大加鞭挞,不分青红皂白地斥之为“虚伪”,又提供不了新东西来填补道德空缺,这种风气蔓延到社会,自然容易导致“道德沙尘暴”频发。因此,道德沙尘暴频发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精英发生了普遍性的道德沦陷。
   其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易中天先生首先否决了政府“以德治国”的办法。否决的理由有点奇怪。他说,政府提倡以德治国,政府就会成为道德的提倡者和仲裁者。政府作为道德仲裁者,就会“法外施刑”。我认为,易中天先生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政府“以德治国”并不是说成为道德仲裁者,而是引导社会大众走向道德化的生活方式,因此,真正的道德仲裁者是具备了道德素养的社会大众,而非政府。比方说“苏丹红”事件,当事人如果具有常规的道德感,自己都不吃的东西,怎么能卖给其他人,达到自己赚钱的目的?因此,政府只要告诉大家“苏丹红”不能用于食品,大家自觉遵守即可,而不需要像防贼一样,严密地检查每一个红颜色的食品。政府在老百姓普遍具有道德水平的基础上,并不需要成为道德仲裁者。政府不得不成为道德仲裁者,恰恰是道德普遍缺乏、又想维护道德的结果。比方说公交车上让座,如果大众普遍拥有自觉的道德,给老人让座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有人不让,道德舆论的倾向在乘客中立即就会很清晰。只有当公众普遍缺乏道德的时候,政府才不得不以规定“专座”的方式来维护道德,在这里,道德才变成了“准法律”,向易中天先生所说的“法外施刑”靠近了一步
   易中天对于政府成为道德提倡者的反对理由,更加不可思议。他说:“当倡导者,则对政府不利。因为这会对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提出极高的要求。他们甚至必须是全民的道德楷模,否则就不好意思当倡导者。结果是什么呢?是一旦出现贪腐,则政府威望尽失。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府,可以做到绝无贪腐。”我的问题在于: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平“提出极高的要求”吗?就算不能做到百分百,难道连这种努力都不需要吗?难道为了避免出现贪腐之后的难堪、“威望尽失”,就可以事先解除政府官员所有的道德束缚吗?这种观点岂不是在为贪腐松绑?虽然我不认为易中天先生本意如此,但是,易中天先生的这些理由,事实上的确为形成贪腐,在源头上开了绿灯。也许易中天先生会说应该用制度、法律来约束、惩治贪腐,但是,用道德在源头治理,用法律在事后惩治,双管齐下难道不好吗?其实,政府与法律的关系,也类似政府与道德的关系。如果我们说政府应该提倡法治,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这番话,政府成为法律的提倡者,等于要求政府成为守法的模范,既然贪腐不能绝对避免,一旦出现贪腐,政府的守法形象岂不也“威望尽失”?如此说来,政府是否也应该不要成为法治的提倡者?
   第三,老愚问易中天先生,用宗教来实行道德建设行不行?易中天先生明确表示不行,对此我也表示高度认可。但是,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在西方国家,道德往往属于宗教的范围,西方政府不管道德,自然有宗教去管。效果怎样不去说它,至少道德、法律这两块都存在,并发生着各自的作用。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观点,在中国,如果政府不能提倡道德,宗教也不能产生作用,那么,中国的道德建设应该由谁来做?我们应该排除“道德是天生的”这样的观念,因此,靠民间自发显然不行,那么,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观点,中国的道德沙尘暴岂不永无治理之日?对此,易中天先生说要“从长计议”,我也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第四,老愚在采访中提到了国民劣根性问题,易中天对此问题的看法还比较中性,没有像某些人那样走极端。易中天先生对于中国当今的“道德沙尘暴”现象表示“担忧而不绝望”,我认为易中天先生的这个态度是值得欣赏的。但是,对于“担忧而不绝望”的理由,我觉得依然显示出他的自相矛盾。易中天先生说,我们有三千年的文明史啊,我们是道德感极强的礼仪之邦啊!易中天先生进一步表述,我们中国在道德文明的进化中,已经不是“小孩子”,这都说的很对,但我们应该看到,上述种种,正是中国传统用非宗教手段,以政府作为道德提倡者的结果。然而,易中天先生还说,解决道德沙尘暴还是需要“改造国民性”。那么,我的问题是:是按照“礼仪之邦”的传统去改?还是按照批判传统的方式去改?也许我的问题有点绝对,比较合理的方式是,既要延续传统,也要接纳新思想。我想易中天先生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他并没有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清晰,并且依然沿袭“国民劣根性”理论的习惯方式,对于“国民劣根性”做了举例说明。
   对此我认为,所谓“国民劣根性”并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劣根性”,事实上它是人类共有的特性,是人性的普遍缺陷和弱点。任何被贴上“中国人劣根性”标签的丑陋现象,其实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一样,中国人从来不比其他人更坏、更具有“劣根性”。相反、“三千年文明史”、“礼仪之邦”、不是“小孩子”使得中国曾经成为运用非宗教手段,将人性的普遍缺陷纠正得最好的国度。而当今中国的“道德沙尘暴”现象,恰恰是过度抛弃中国道德传统的结果。当易中天先生这样的观点——政府不该管道德,宗教在中国也不能起到道德作用——成为共识的时候,中国只有成为道德沙漠这一条路了。在道德丧失的局面下,人性普遍缺陷的自然流露和爆发,在中国便被某些人误以为是中国人特有的“劣根性”。
   以上是我对于易中天先生这篇采访文章的理解。我认为,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观点,中国当今的“道德沙尘暴”很难看到被治理的前景,虽然易中天先生有此愿望,但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

 

易中天如何治理“道德沙尘暴”? - 刘仰 - 一个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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