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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做官与官场博士  

2009-10-31 10:32:37|  分类: 时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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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是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这一观点引发不少议论。人大校长说这番话,想必是有统计数据做基础的。对于这一现象的一些评论,大多与“读书做官”有关,却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在“读书做官”已经成为“封建糟粕”的观念前提下,人们对于官场博士的看法,显得飘忽不定,一方面觉得这个现象不对,另一方面又说不清不对在什么地方。还有人拿美国来比较,说美国的博士当官的不多,还是没说到点子上。
   我们首先应该理解官场博士大批出现的原因,它是基于一个时代的要求,要求各级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现代化。这个要求并没有错。但是,细究一下就会发现,要求官员知识化,与“读书做官”有很大的关联,其内涵一定程度上与“读书做官”是吻合的。当我们已经把“读书做官”毫无悬念地认定为“封建糟粕”时,提倡干部知识化,在好处方面往往只能避开“读书做官”。只有到官员知识化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坏处又与“读书做官”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不重新认识“读书做官”,如果依然简单化地批判“读书做官”,对于官场博士这个问题就难以抓住本质。
   “读书做官”并不是毫无益处。官员要有文化、有知识,官员要有良好的个人操守,这是非常自然的要求。要实现这个目的,读书学习显然是一个必要的途径。各种民主监督方式,也只能在“读书做官”之后才能发生有益的作用。然而,有一种来自西方理论,明显是与“读书做官”完全相反,这种理论认为,知识分子的本色就是与政府对着干。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只能对个别人合适,如果把它变成全体性的行为,难道官员只能是一群没文化的老粗?知识分子作为一群聪明人,配合民主制度,在监督一群没文化的傻瓜官员,再怎么监督也没有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为何不能当官,然后再接受民主监督呢?
   因此,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这一理论——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与政府对着干,保持对政府的批判性、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实际上是很幼稚的。这种观念配合了对“读书做官”的批倒批臭,使得人们对官场博士现象难以获得真正的认识。因此,对于官场博士现象,我们在观念上应该放弃西方“知识分子要与政府对着干”的幼稚理论,接受“读书做官”的合理性,这就是干部现代化、知识化的本质。中国历史上“读书做官”的不合理性在于,做官变成读书的唯一出路。换句话说,它只强调读书众多功能中的单项,忽视了读书的其他功能。但是,这只是一个偏差,而不是说做官就不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现代社会,在读书的众多功能中,做官依然是一个合理的选项。就拿美国来说,美国政府官员中,基本上至少都是大学毕业,硕士、博士也不少,美国总统很多还出自一流名校。“读书做官”并非令人羞耻的“封建糟粕”,而是合理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美国的方式只能说明,做官并不是读书的唯一出路,而不能否定读书做官的价值。
   澄清这样一个概念,再回到中国的“官场博士”现象,对于这个现象的解读就在于:先读书后做官,还是先做官后读书?本来,只要读书能有真实的成果,先后次序并不重要。但是,普遍来说,先做官后读书,其读书效果都令人怀疑。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先做官后读书的意义。那么,面对先做官后读书的潜在弊病,应该怎么办?中国古人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对此问题的吵吵嚷嚷,没有一个超出中国古人的制度和办法,也显示出当今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缺乏了解,或者对自己的历史抱有的偏见。
   中国古代读书人做官最兴旺的朝代就是宋朝,它首先确立的原则就是,官员必须是读书人,也就是说,官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今天我们对此的保留意见,其实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不能把当官变成读书的唯一出路,二是不能把读书当成做官的唯一前提条件,还需要具体的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考虑。但是,当今天的人们已经把“读书做官”彻底当成糟粕的时候,加上从工农兵直接选拔官员的历史遗留,我们已经先失了一招。宋代也有先做官再读书的,这一类人一般称为“荫补”,他们或者是高官的子弟,可以靠着父辈的大树,不用参加科举考试就得到一个官员身份;或者是其他状况,例如朝廷或皇帝把官位作为赏赐。然而,宋朝对于此类不是通过读书考试选拔而先有官位的人,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
   比方说,不是通过读书考试选拔的官员,都不能获得重要官位。即便如此,这些人依然要通过各种考试,只是考试的内容、方式与正常的科举不一样而已。通不过考试的,即便有一个官位,例如科级待遇,也不可能获得实质性的职权,只能闲在家里。即便通过了考试,他们能够上岗的官位,与其他正常通过科举的人也无法相比。用今天的方式来解释,可以这样类比:一个先获得了博士学位再当官的人,与一个先当了官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前者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从理论上说,前者的仕途一直可以通到总理的岗位,但后者很少能越过局级干部的界限。所以,宋朝曾有这样的事,某高官的儿子,按制度可以不用参加科举而直接获得官位,但是他不要。他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参加科举考试,获得正常的官员出身。也就是说,他一定要先读好书后做官。换句说说,在宋朝,先做官后读书的人,在制度设计上,大致都属于次等官员,要受很多限制。
   宋朝即使对于先读书后做官的正常出身,依然有着严格规定,以防止鲤鱼跳龙门后,就有了一劳永逸的想法。宋朝正常科举出身的官员都需要有基层工作的经历,每一个基层工作的岗位,一般是三年。三年任期结束后,未必能得到下一个工作岗位的任命。在获得新的工作岗位之前,还需要参加“吏部”制定的考试,当然,这一考试是自愿参加的。能够通过“吏部”进一步考试的,在新岗位的任命上,也有优先权。通不过考试的,或者不能继续任命,或者不能担任重要工作,或者不能升迁。
   因此,把宋朝的方式运用到今天,其实也很简单。先做官后获得学位的,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在学位含金量上都打一个折扣,这就行了。换句话说,组织部门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对于那些先做官后拿学位的,也应该鼓励,但是,评价的尺度、分量与先拿学位后做官的不一样。这样一个政策既能鼓励优秀的知识分子先读好书,先有较高的知识文化,再进入政府工作。同时,也能鼓励那些先做官的人不断学习。但是,两种不同的履历,在选拔和升迁的评价中,分量完全不一样。对于今天来说,干部升迁一方面要像宋朝一样,区分不同学历,还要区分学历的获得方式,而且,还应该注重官员职业生涯中的不断考试,这种考试主要是专业考试,还应该注重官员在岗位上的政绩。再加上民主监督和评议,就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官员考核制度。如此一来,官场博士现象,也不会令人大惊小怪。
   官场博士现象有它合理的一面,就是对官员不断接受新知识、提高修养的要求。但是,由于干部考核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官场博士有很大的水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宋朝就已经很完备了。当今中国社会,对于官场博士现象,可以借鉴宋朝的制度。简单说就是,先做官后拿学位的,学位的含金量要降低,与那些先拿学位后做官的相比,在选拔任命上不能等同,更没有优先权。同时,官员考核多项标准中,避免学历分量过大,也是需要注意的。至于官场博士过多占据了尚不充足的教育资源,那是另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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