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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的思维混乱  

2009-09-08 08:14: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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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了一下《百家讲坛》的一个系列节目,“鲍鹏山新说《水浒》”中关于林冲和武松的内容,感觉鲍鹏山先生的思维比较混乱,所谓“新说《水浒》”并没多少新意,硬撑着说出一点“新意”,基本上属于不了解历史事实的乱说。这是我看到《百家讲坛》较差的节目之一。
   首先,鲍鹏山混淆了小说与历史的关系。鲍先生简单化地把小说《水浒》中描写的内容,等同于北宋的历史,甚至等同于中国所有古代历史。这种错误就如同当今某些“红学家”一样。我们知道,施耐庵写《水浒》是在元末明初,距离小说《水浒》的真实历史时期相差约200年。施耐庵写《水浒》并非完全是为了还原北宋末年的历史,而是有较强的借古喻今的用意,因此,小说《水浒》描写的情节与真实的北宋历史相差较大。比方说,《水浒》中的那些英雄豪杰大都不近女色,从常理上说就不符合实际。男女大防、轻视女性的理学观念,源自程朱理学,而程朱理学在南宋才成为正统。南宋覆灭后,元代也将理学定为“官学”,因而才会有施耐庵写《水浒》时运用了大量的理学观念,目的是要向社会大众宣传理学观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造成小说中的描写与北宋末年的社会现实的不一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著名的李清照生活年代跨越北宋与南宋初期,她在南宋时,有过再嫁,这是不符合理学精神的。可见,李清照在世的时候,理学主张的男女观念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因而,小说《水浒》中至少梁山好汉不近女色、歧视女性的生活态度,不是北宋末年大批草莽英雄的真实状况。鲍鹏山没有搞清这一点,就把武松等人对待女性的态度当成北宋真实的历史大加发挥,只能是无的放矢。
   此外,施耐庵生活于元末明初,与当时反抗元朝的农民起义军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清初金圣叹评《水浒》说“乱自上作”,意思是说社会动乱是由上层造成的。这话既是指北宋末年的情况,也是指元朝末年的状态。此外,由于施耐庵与元末农民起义军的密切关系,使得他有了为起义军寻找造反合理性的心理基础和现实必要,即所谓“官逼民反”。为了表达这个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施耐庵借用“梁山泊”的故事,把官府行为描写得比较糟糕,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自然逻辑。因而,小说《水浒》中描写的有关官府的种种劣行,不完全是北宋的现实,而是施耐庵为了当前需要所做的艺术加工。鲍先生没有分清这个差别,在“新说《水浒》”中发出感叹:“大宋的天空是多么黑暗啊”,只能给对历史缺乏了解的人造成误解。
   鲍鹏山先生在他的“新说”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比方说,他在讲武松的时候,多次提到道德,并且对道德多次嘲笑和鄙视。鲍鹏山先生借助小说发挥道:没文化的小人物喜欢用道德给别人贴标签;那个给潘金莲拉皮条的王婆被处死的小说场景,也被鲍先生不屑地称为“道德盛典”。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鲍先生争论,我只认为鲍先生应该让自己的言论前后一致。在这个地方否定道德之后,在另一个地方,鲍先生在讲到高俅时说:高俅缺少的就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鲍先生也承认高俅原先就是一个小人物,一个“破落户”,那么,鲍先生不觉得自己在这两处地方表达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吗?
   基于上面提到的施耐庵的个人原因,小说《水浒》的确存在美化造反英雄的现象。这种美化延续到1949年后,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需要,《水浒》中的梁山好汉进一步得到了肯定。鲍先生想反其道而行之,揭示造反英雄们自身的严重缺点,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鲍先生一方面用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方式来剥去农民造反英雄的面具,另一方面又用阶级斗争理论抨击统治阶级,我不知道身为副教授的鲍先生,是否觉得自己在学术上太随意、太不严谨了?而且,鲍先生借助小说,向广大听众、读者证明: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一个好人!但是,小说《水浒》中,的确还有不少好人,于是,鲍鹏山先生为自己的宣判开脱说:所有的好人都是作者虚构的。我觉得奇怪的是,既然如此,鲍先生为何不说,所有的坏人也是小说虚构的?同样是小说人物,鲍先生为何偏偏把坏人当成历史真实,而把好人当成不存在的虚构?这反映了鲍先生的一个潜意识,中国历史都是坏的。其丑化中国的思想基础与我不久前指出的《潜规则》一书是同样的

   这种丑化中国意识的另一个表现是,鲍鹏山先生针对《水浒》大加发挥说:在文学中违反法律,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学传统一贯鼓励复仇。我不知道鲍鹏山先生对世界文学史有多少了解,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从更早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古代印度的《罗摩衍那》,再到与宋朝年代相差不算太远的英国的《亚瑟王传奇》,德国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等等,这些中国之外的著名文学作品,哪个不是在文学中“违反法律”、“宣扬复仇”?凭什么鲍先生仅仅因为一部《水浒》,就给中国古代文学贴上“一贯鼓励复仇”的道德标签?鲍先生的这种做法,难道不正是他自己所说的“没文化的小人物”喜欢做的事吗?
   鲍先生“新说《水浒》”中最大的“新意”,在我看来,武松也许能算一个。关于武松的“新说”,可能是鲍先生的得意之处。他把武松说成是流氓,而且爱表现,爱出风头,是精神上的武大郎,而且还“好色”。鲍先生特地指出,武松的“好色”得自嫂子潘金莲的“家传”。鲍先生也许辩解说,这只是开一个玩笑。但我认为,在《百家讲坛》上向全中国人民开这样的玩笑,比较过分了。鲍先生还把另一个后来上了梁山的施恩说成是“黑社会”,并且说,宋朝政府也是一个更大的黑社会。那么,请教鲍先生:您所认为的“白社会”是什么?关于施恩是黑社会的论述,更显示出鲍副教授对历史真相的缺乏了解。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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