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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强国,一个必然的结局  

2009-09-03 01:04: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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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听说过刘涛这个名字,知道他长期在德国。也看过他的一些短文,时常会有共鸣和同感。最近得知,刘涛先生的一本专著出版。这本专著有一个惹人注意的书名《头等强国》,便抽时间拜读了一遍。该书的副标题是“中国的梦想、现实与战略”,显然是一本关于中国国家战略的书。这一话题近来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与中国的现实有关。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总结过去的得失,比较当今的大国,探讨中国的未来之路,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可不做的重要事情。

   世界上轮番崛起的大国,都有自己的国家战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确实起步较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早期,中国人的关注点更多在于改变观念,推动变革。对于变革的方向、目标和具体手段研究得并不多。套用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词,那个时候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属于“粗放型”。这也难怪,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开始起步的时候,能够达到什么目标,往往并不清楚。如今,中国已经走过了发展的起步阶段,是否需要变革,已不再是争论的话题。那么,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今后应该如何发展,中国今后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手段,自然变得急迫而重要。

   刘涛的《头等大国》一书关于中国国家战略的探讨,涉及的领域比较全面,因此,能够提供给大家的讨论点也比较多。而且,由于作者长期在国外,作者对于很多话题的思考,体现了比较宽广的视野,比较之后的结论令人更加可信。比方说,国内某些人往往天真地以为国外媒体都是言论自由的,但是,作者通过近距离的了解,认为国内某些人对于国外媒体“公正性”的认识,其实只是一个误解。此外,对于在国外流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作者也通过自己的认识和感受,结合中国的现实指出,新自由主义那套理论具有欺骗性,中国人要了解其实质。而且,刘涛先生由于长期在欧洲,可能受欧洲思想界经常质疑、批判美国的影响,对于美国模式有更清楚、更冷静的认识。

   读了刘涛先生的《头等强国》,我主要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刘涛先生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应该坚持“渐进”原则,避免巨大的社会动荡。对此,我表示高度同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几代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用体育比赛来打一个比方,就如同接力赛。“渐进”的改革,就是充分保证每一棒都安全顺利地交接。后人接过前人的成果,继续前进,每一代人成果的累加,就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当很多国家都参加这个接力比赛时,某一个国家如发生巨大的社会动荡,例如内乱,就等于接力棒掉在地上,轻则损失了时间,重则会失去继续比赛的资格。这个局面对于中国来说,尤其需要警惕。某些外国势力试图让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突变,某些国内人士也遥相呼应,轻的说,是对某种理论模式的盲信,重的说,它就是试图扰乱中国、诱导中国“落棒”的计谋。我的这个“接力赛”的比喻,在刘涛先生那里,是另一种比喻。刘涛认为,刚开始现代化起步的国家,好比一个体弱的病人,治病也需要时间。试图让所有的病症在一天之内痊愈,不仅希望要落空,而且还可能加速病人的死亡。这倒应验了一句中国古话,欲速则不达。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来说,未来几十年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稳定持续的发展是第一重要的选择。政局和社会的动荡,将使我们失去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当然,稳定发展并不排斥对中国当前内政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相反,只有妥善地解决内部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稳定发展。

   第二,关于中国的海权问题。刘涛在《头等强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更多注重陆权,海权相对处于不太重要的地位,中国今后应该加强对海权的重视和能力的提高。我认为,刘涛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比较准确。与世界上其他强国相比,由于各国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有些强国只能注重陆权,想得到海权都很难,例如德国;有些国家只需注重海权,陆权对他们并不重要,例如美国。中国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陆权和海权对于未来中国同样重要。这既可以看成中国的不利,更可以看成是中国的特殊优势,它将极大地考验中国的智慧和应变能力。对此,我有一个文学性的比喻。从黄土高原看,中国的陆权是黄颜色的;从太平洋看,中国的海权是蓝颜色的。两者的融合,将成为绿色,这是生命的颜色。关于陆权和海权的结合,我还有一个看法。海权的流行是因为世界一体化的广泛推进,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出现,全球对于世界一体化的反思将日益明显,保护主义很可能在未来成为各国的政策选择,从而改变海权的旧特征。陆权与海权关系的变化,对于世界和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将会被赋予新的含义。这个含义更容易在中国实现。

   第三,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大国,文化建设是不可缺少的。所谓文化,并非只是政府加大教育力度,而是强国对于其他国家的道德感召力和文化吸引力,否则,一个强国即使再富裕,也很难成为真正的“强国”。文化实力是强国最重要的实力之一,其重要性甚至不比军事实力差。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中国古人留给我们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笔财富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的。但是,中国成为强国的文化实力,不能像现在某些强国那样,强行让其他国家接受,而需要更多的宽容与融合,在不同文化的共存和比较中,真正通过现实,展现不同的特质和效应。这需要文化上的充分自信,这一自信的获得,需要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有真正清醒的认识和理解。文化的优劣比较,不完全是理论上的事情,同样是现实结果的比较。如果把文化在现实中的优劣效应比喻为法庭审理,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能用自己的语言阐述自己的文化,便只能听任别人对我们的指控。我们自己不说话,法官偏听偏信也就很正常。因此,对于我们的文化实力,首先需要我们自己的话语权,不能任由别人给我们下结论、做鉴定。

   最后,我想说,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头等强国,这个结局是必然的。我们受惠于祖先的智慧,勇敢地面对祖先未曾面对的新局面,我们有能力做到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出色。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并让这个文明成功延续了几千年。如今,我们完全有能力像我们伟大的祖先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坚信,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头等强国的那一天,将改变几百年来西方文明对于“强国”的定义,也将改变西方强国的固有模式和理念,中国将以自己的行为方式,给世界带来福音。

 

附记:
关于刘涛先生的《头等强国》一书,吴稼祥先生也写了一篇书评。从根本观点上看,吴稼祥先生对此书的评价与我的看法基本上一致。然而,吴稼祥先生在评价《头等强国》时,却不忘贬低一番前不久出版的《中国不高兴》。吴稼祥先生说,虽然《头等强国》的很多见解与《中国不高兴》一样,但是,《头等强国》表达的是“中国很高兴”,而《中国不高兴》则是“胡言乱语”。我觉得吴稼祥先生有点混乱,不管是谁,展望中国光明的未来,都是高兴的。而面对中国当前的内政外交现实,我们有太多“不高兴”的理由。吴稼祥先生的“高兴与不高兴”到底是怎样的划分?既然《头等强国》的很多结论与《中国不高兴》是一样的,吴稼祥先生明显地褒贬难道是因人而异?同样的结论,由不同的人说出来,就让吴稼祥先生有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在这里我没有贬损刘涛先生的意思,但是,还是要用刘涛先生说说事。难道因为刘涛先生喝了10多年的洋墨水,说话就比《中国不高兴》几位“土包子”作者有道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想吴稼祥先生应该是知道的,为何同一个真理在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吴稼祥先生就会产生天壤之别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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