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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官鬻爵的古今差异  

2009-08-15 04:30: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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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官鬻爵这个词近来经常被提起,有些当代贪官就是因为卖官鬻爵而东窗事发。卖官鬻爵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但是,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性质,与今天不太一样。除了个别年代,例如东汉末期,南宋某个阶段、清朝末期等,大多数时候,中国古代卖官鬻爵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只要控制得好,它也是有益于社会的,因而也是政府鼓励的行为。中国古代卖官鬻爵与今天的不同或相同,究竟存在于哪些方面?试简论之。
   卖官鬻爵在汉朝就出现了,它出现的前提是过去的等级制度。由于等级制度的差异,花钱者可以获得较高等级的名义,这是它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等级名义可以是官位,也可以是爵位,还可以是朝廷给予女性的封号。在古代大多数时候,花钱者得到的官位或爵位,只有荣誉性的象征意义,因此,卖官鬻爵对于政府行为的不利影响并不大,反而经常成为政府紧急时刻筹资的手段。当然,从根本上说,等级制度就是社会资源人为设置的不合理。虽然中国古代等级制度不像西方那么严格,卖官鬻爵某种程度上也算打破等级制度的的一种方式,然而,由于等级制度起源的不合理,卖官鬻爵不管给予花钱者是荣誉还是实质,都不能表示它具有社会平等上的合理性。它的合理性表现在其他方面。
   仅仅是荣誉性的称号,并不能持续地吸引人们花钱,因此,古代的卖官鬻爵有时候也具有经济内容。例如,古代社会老百姓要承担劳役或税赋,在货币不发达的时候,老百姓的这两种义务长期共同存在。政府推行的卖官鬻爵,除了荣誉性的虚衔外,经济成分常常是免去劳役或税赋。免除的程度在各个历史时期并不一样,有的全免,有的免一部分。但一般只局限于花钱者在世的时候,死了以后,这种免除不能延续到后代。钱穆先生把这种有经济成分的卖官鬻爵称为古代政府发行的“国债”,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它也是古代卖官鬻爵的合理性之一。从经济上说,它等于是一个人一辈子要担负的劳役或税赋,一次性付出,购买了“国债”。免除的劳役或税赋,类似国债的利息。与现代国债的差别在于,本金不能拿回来。但也不一定。在某些时候,政府的空白官告也可以有价转手,甚至还可以变成支付手段,这就更像现代国债了。对于政府来说,等于打折,提前预支了今后的一部分收入。所以,古代一般认为,在政府急需用钱的紧急状态下,这种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长期或经常使用。如果经常性地使用,就会变成寅吃卯粮,类似今天的超前消费,当然,这个超前消费者是政府。
   卖官鬻爵在古代能够得以实施,关键在于政府掌握某些稀缺资源,利用这种稀缺资源与社会上的有钱人交换,就成为卖官鬻爵的现实基础。然而,交换得多了,本来稀缺的资源也就变得不稀罕,除非有新的资源提供,否则,卖官鬻爵也进行不下去。其表现之一是,政府制定的卖官鬻爵的价格,社会上不接受,结果政府只好降价。甚至有时候政府在急需用钱的当口,还要求各级官员完成指标,类似强行摊派,或者类似今天某些地方招商引资的指标。当然,这种方式所提供的资源,一般都是荣誉性的虚衔,或上述经济成分。从国债的类比来说,政府卖官鬻爵价格的变化,类似于国债的市场价格变动。
   然而,在有些时候,卖官鬻爵还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实惠才会有市场,这个实惠有时候就是真正的官职。宋朝的卖官鬻爵就提供真正的官职,而不只是荣誉性的虚衔。但是,宋朝对卖出的官职有很严格的限制。宋朝的官吏制度本身就比较复杂,从科举提拔的正式官员都有本官和差遣的差别。所谓本官,类似今天享受处级、局级待遇,但没有实权。所谓差遣,就是正式掌握实权。因此,宋朝的卖官鬻爵,大都只提供本官,也就是说,花钱买官者,只能享受某种待遇,而没有实权。这种待遇有时候很特别,比方说,允许家中使用银器,允许穿官服等。由于官职还有俸禄,因此,人们批评这种方式,认为拿了俸禄等于收回了买官的投资。对此,宋朝也有一系列规定。比方说,买官者的官职都不高,几乎没有超过七品的;而且,对于买官者的升迁与考核,也采用与正常官员不同的制度,本质上就是更严格,因此,买官者几乎很少有升迁的机会。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古代卖官鬻爵行为中,政府所收到的钱,往往也是公开和有固定使用对象的。比方说遭受自然灾害时,政府财力不足,就用卖官鬻爵的钱来赈灾;打仗时,粮草不足,卖官鬻爵也可以折合实物,为军队提供后勤;有些卖官鬻爵的钱,专门用于类似治理黄河这样的水利工程;还有专门用来修理城墙;等等。但是,后几种方式不多,卖官鬻爵用于赈灾比较常见。在这几种方式中,政府往往只是派官员监督卖官鬻爵的钱、物、人力是否使用到位,而并不真正经手。这种方式类似今天的捐款。不同的是,今天的捐款大都捐完就完了,没有实际回报,而古代的“捐款”,政府还会提供一点实惠。类似的情形在今天还可以看到,比方说,香客们给寺院的特殊捐款,寺院会立一块碑,把捐款者的名字刻上去,以示对功德的表彰。
   中国古代的卖官鬻爵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弊端。比方说,稍微处理不好,即便卖官鬻爵所得的钱物是用于公益事业,也会出现强行摊派的状况。再比如说宋朝的时候,就算卖官鬻爵只提供低级官职,也会造成官员队伍的庞大,而且,低级官职也不能保证上任后不贪污,加上买官者一般素质都比较差,因此,即便政府只卖低级官职,害处也不少。对于政府来说,以免除劳役或税赋的卖官鬻爵,如果不是在紧急状态下使用,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上看,常常也是一种经济损失。而且,还容易使某些皇帝获得一个大肆敛财的工具,例如宋徽宗;卖官鬻爵太频繁,对于政府的形象也容易造成伤害。
   古代卖官鬻爵造成巨大危害的,主要是在某些历史时期,政府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卖官鬻爵所提供的回报是真正的实权。而且,对于买官者所获得的实权,也没有官职高低的限制,出钱越多,官职越高。对于当今社会来说,等级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卖官鬻爵的荣誉性回报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国债、捐款之类的行为,如今也成为比较规范的行为,不再需要借助等级制度下的卖官鬻爵。因此,当今社会的卖官鬻爵很少再能体现出它在古代社会的好处,唯一能够被吸引的,只有真正的实权,它的害处也就非常明显。所以,古代的卖官鬻爵是公开的,现在都是秘密的。

   现代社会除了贪官以实权暗地里卖官鬻爵外,社会上也依然有各种卖官鬻爵现象存在。例如前几年,有人在香港注册一家研究机构,然后到内地贩卖“院士”头衔,不少人上当。再比如,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买一个美国野鸡大学“克莱登”的文凭,以及这种方式的现代翻版,也是卖官鬻爵的现代体现。还有,现代社会有不少付费评奖、付费排行榜、付费评级等活动,从诗人称号到大学排行榜,再到ISO系列评级,从收入《世界名人录》到收费发表学术论文等等,都是现代版的卖官鬻爵。这些行为之所以危害较轻,是因为它们更接近古代卖官鬻爵的实质:用金钱交换的,大多只是一个荣誉性的虚衔。

   卖官鬻爵这个事例说明,所谓古代社会的糟粕,有些是历史条件、社会现实变化之后的结果,而非这个制度在它诞生的时候,就完全是坏的。对于卖官鬻爵来说,曾经也是有较大益处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将古代卖官鬻爵行为的实质进行了分解,好的内容单独拿出来,成为固定规范的现代制度。剩下的的坏内容,就应该彻底抛弃。
   有一件事情比较有意思。当今西方社会的选举制度,实际上也类似公开的卖官鬻爵:没有雄厚的资金,很难获得选举的胜利。多名参选人最终只有一位胜出,可以看作非普遍化的卖官鬻爵,而是一个官爵的公开拍卖。要让这种现代版的卖官鬻爵减少害处,唯一的办法还就是中国古代的方式,让这个权利职位更多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衔。阿扁成为大贪污犯,就是因为西方选举制度没有让民众卖出的“最高权力”只成为一种象征的荣誉,而是给予这个卖出的权利太多的实权。美国式的选举之所以明显的贪污较少,是因为这种卖官鬻爵所形成的总统,在很多时候,只是虚衔。总统行使权力,往往要听从背后的指挥。因此,选举制度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选民作为主体在卖官鬻爵,利益集团是真正的花钱买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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