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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皇权合法性问题  

2009-01-17 23:01:52|  分类: 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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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的合法性,最早的体现就是武力。这点比较容易理解,不多作解释。但是,仅仅将武力作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权力的每一次交替都容易引发流血,所谓成王败寇,体现的就是这个意思。同时,靠武力而掌握权力的人,就算能镇压所有对于的权力威胁,也不能保证威胁不再产生。虽然说对于权力归属威胁、竞争的存在(不一定是武力)也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太过频繁,争夺太激烈,对于社会就会产生危害。于是,权力合法性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血缘关系。靠武力夺得权力后,权力的交替只能在同一血缘关系的成员中实现,这种方式在很长时间里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这种方式的根本可以认为是想尽量避免对于最高权力的武力争夺,但是,它并不十分有效。
   现代社会的权力合法性来源,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叫做社会契约论,就是全体成员与权力掌握者形成一个契约:能够为大家做好事,就可以掌握权力;如果不能够,就换人掌握权力。这种方式也称为民主。武力、血缘、契约只是权力合法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体现出的不同重点,而不是说在某一个阶段只有一种方式。比方说,在任何历史时期,武力都是权力的重要保障之一,文明进步某种程度上只是让武力不再成为唯一的、首要的保障因素。再比方说,在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父子相继成为总统也同样存在。除肯尼迪家族时常围着总统宝座外,据说布什家族打算再培养第三位布什总统;克林顿夫妻俩相继占据大位后,现在又准备培养他们的女儿未来角逐政治权力。如果我们以为布什家族的成员、克林顿的女儿与其他普通人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同一水平线上,那就有点天真了。所以,从古代到今天,任何一种最高权力都是武力、血缘、契约的混合,不同只在于混合的比例和首选的成分。
   中国古代社会在儒家学说产生之前,最高权力的合法性主要靠武力和血缘。契约成分即使有,也不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属于可有可无的状态。按照后人的理解,古代贤明君主往往具有较多的契约因素。但是,古代贤明君主毕竟不多,儒家学说检索了之前几千年的历史,也只树立了尧舜等少数几个榜样。然而,孔子建立的儒家学说形成后,这种榜样不可动摇的存在,说明儒家学说开始将契约因素当成最高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孟子注重“民”,是将契约的对象从个人延伸到群体。

   儒家学说在中国的出现是具有革命性的,所以在儒家学说形成后最初的几百年中,儒家学说遭到了最高权力的冷落和嘲笑。孔子生前累累如丧家之犬,说明了当时的权力并不喜欢儒家思想。而不喜欢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中的契约因素。那时候的权力,不想受到所谓契约的约束。到秦始皇时期,儒家学说中用“人”“民”来约束权力的要求,还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然而,物极必反,由于儒家思想关于权力的契约因素具有时代进步所需要的先进性,因此,当刘邦这个平民当上皇帝后,刘姓后人在皇帝位置上,除了继续依靠武力和血缘外,深入考虑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的结果,便是最终选择了儒家思想。
    前文说到刘邦大杀功臣的原因,就是在造反成功之后,基于对自己权力合法性的担忧和焦虑,大杀功臣就是用武力来保证自己的合法性。西汉初期很长时间,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刘姓皇族。汉朝之前,最高权力都属于贵族,例如秦始皇家族几百年来天生就拥有掌握权力的特殊地位,项羽看不起刘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贵族与平民身份的差别。如果秦始皇之后是项羽当上了皇帝,他不会具有像刘邦一样的合法性焦虑。而刘邦偏偏是一个平民,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汉朝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汉武帝。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汉武帝之所以会这么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学说解决了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君权神授是合法性过去的表现,儒家赋予了它新的含义。经由“天意”的授予,刘姓家族获得最高权力就拥有了必然性,从理论上说,其他人再也不能对最高权力有非份之心。这是平民造反起家当皇帝的人非常需要的。至于皇室内部因继承权而你死我活,那是延续了贵族社会的传统,自有一套属于贵族社会的制度来调节,例如宗法制度。不管怎么说,皇家内部的权力争斗,只要控制在皇族内部,对于社会的影响并不很大。在那样的平民年代,排除天下众多野心家对最高权力的垂涎和冲动,对于社会的安定是有好处的。
   “天意”与“君权神授”是儒家学说对于孔孟思想的一个发展,它之所以会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基于社会现实和历史局限的妥协。如果没有这种对于最高权力的妥协,儒家学说由于其突出的民众与权力的契约因素,很可能会继续遭受孔子的待遇,甚至再次遭受焚书坑儒的命运。这种妥协利用了帝王时常会出现的迷信思想,但是,在具体运作中,儒家知识分子依然保留了解释迷信的主动权。例如“天意”的一个表现就是日食、月食、流星等天象。帝王不懂天文学,这类暗示“天意”的天文现象的解释权,基本上就掌握在儒家知识分子手中。儒家知识分子经常会说,某种天文现象是上天对于帝王不当行为的警告或处分,使得帝王不得不检讨或处罚自己的言行。然而,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那么理性,尤其在自然科学知识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这种迷信也往往成为对各种“祥瑞”等无稽之谈的虚荣追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汉武帝来说,更看重的是其中“天意”所赋予刘姓皇族的权力合法性,所以,汉武帝才会喜欢封禅,因为他懂得了“封禅”是与“天意”的沟通,而正是这种沟通,保证了他以及他的家族拥有最高权力的合法性。事实上,汉武帝对于“天意”中的另一层因素并不太喜欢,这就是“天意”与“民意”的近似性。换句话说,儒学与帝王制度妥协的结果,使得帝王比较喜欢与莫须有的“上天”签订契约,而不太喜欢与真实的“下民”建立契约关系。这也是汉武帝在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后,没有重用董仲舒的原因。然而,儒家学说将“天意”具体表现为“天下”这个综合概念,使得帝王在“与上”签约的时候,不得不同时将“与下”签约捆绑在一起。
   因此,儒家学说使得最高权力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同时也增加了皇权的义务。这个义务就是对“天下”的责任。“天意”既然可以授予某人当皇帝,“天意”当然也可以剥夺某人当皇帝的权力。“天意”对于皇权的垂青或背离,既有迷信的成分,也有民主的成分。帝王可能更关注“祥瑞”之类迷信成分,而儒家知识分子则更关注民生和苍生,也就是“天意”中的民意。在这种理论下,儒家知识分子与皇权的合作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皇权必须符合“天意”,忠君也只在这个前提下而存在。儒家学说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将“民意”戴上一个“天意”的外包装,比较容易被帝王接受。而真正发挥巨大作用的,其实就是“民意”。皇权一旦失去“天意”、“民意”的庇护,儒家知识分子并不会因皇权的垮台而普遍悲伤。这种理论造成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更替,实现一种稳定与变革相对平衡的交替。
   在现代观念中,签订契约还有一个签订和执行方式问题,比方说,由谁起草,如何修改,违约时如何兑现惩罚等。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技术条件等历史局限的影响。古代社会没有现在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直接签订契约的方式很难实现,儒家学者便在其中承担了连接契约双方的中间人角色。这个中间人在双方冲突不是非常严重的时候,其对自身道德的严格要求,往往能够保证相对公正的立场,使得调节、调解能够获得认可。如果契约双方(即帝王和民众)的冲突无法调和,改朝换代必将发生的时候,儒家知识分子都会选择顺应时代。
   我曾经在其他文章里说过,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朝代的更替,不管是通过战争还是通过和平手段,其实都是一次全民公决。只是与现代社会相比,由于通讯、交通条件的限制,由于社会发展速度的相对平缓,这种高成本的全民公决在古代不可能经常性地出现。儒家知识分子在这种全民公决中,都会同社会普遍舆论结合在一起。
   总的来说,从汉武帝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学说借助“天意”和“民意”,使得最高权力获得了合法性,同时也制约了最高权力,或者说给最高权力施加了一个紧箍咒,实现了现代社会关于权力的契约完成。如果我们说,武力、血缘、契约是最高权力的三个主要因素,那么,儒家学说是将这个三个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的学说。虽然历史的发展确实使得儒家学说显示出局限性,但是,它曾经所具有的革命性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一革命性的基础就在于它注重“天意”、“民意”的合理成分。这一合理性至今依然被各个社会制度所接受,不同的只在于因技术等客观条件所造成的表现方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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