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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天下与家天下的关系  

2008-11-18 11:06:28|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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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的文章里,曾经提到,中国历史上家天下与公天下很难截然分清,而公天下又是儒家的理想,因此,儒家官天下与家天下的关系就显得比较微妙。简言之,当家天下与公天下相符的时候,儒家会支持家天下;当家天下与公天下不相符时,儒家会反对家天下。在一般常态下,出于体恤百姓、关注民生,以及儒家对和平和秩序的要求,儒家总是试图通过教育将家天下尽量纳入公天下的轨道;而在特殊情况下,当家天下无可救药,积重难返,难以与公天下相吻合时,儒家并不反对改朝换代。
   任何国家都有最高权力,最高权力的产生和延续是每一个社会的重大问题。由于最高权力事关重大,在民主制度之前,几乎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以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式实现最高权力的转换和延续,这种方式就是家天下。古今中外,少有例外。民主制度对于最高权力的运作,之所以在现代被提倡,有几个重要的前提。一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得社会能够承担最高权力频繁转换的巨大成本;二是交通、通讯条件的大大改变,信息流通的快捷,使得广大人群对于最高权力的意见表达和汇总能够快捷便利地实现;三是教育的普及和平等,使得社会上大多数人对于最高权力的认识能力,能够处以相对一致的水平。没有这些前提,民主只能是一个意识,很难成为制度。而这种意识在儒家理论中并不缺乏。
   孟子清清楚楚地表达了这种民主意识,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这一论断,也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很多启蒙思想家在欧洲宣传民主思想的理论依据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也在实践中体现着这一思想。明代的于谦在木木堡之变时,以实际行动,将社稷重于君权的思想表现的非常清晰。也就是说,在家天下与公天下发生严重冲突时,儒家总是以选择公天下为先。当然,儒家认为最好的现实是家天下与公天下能够完全吻合,这样一种理想是历史的局限,但在历史环境中也的确是有指导意义的理想。由此,我们理解“君君臣臣”的观念,就能获得其真谛。事实上,“君君臣臣”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君臣俱以天下为重,恰如于谦所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
   中国古代的家天下与欧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家天下有一个很大不同。秦始皇自称“始皇”,是希望家天下能够长长久久,恰如封建制度的周朝,至少在名义上延续了800年。然而,秦始皇的家天下几十年后便分崩离析。先有陈胜这样的平民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有项羽、刘邦争夺天下。最终,父亲没有名字的平民刘邦建立了自己的家天下。这个历史转变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对于家天下的一个固定思维:“彼可取而代之”,家天下是可以转换的。相反,欧洲则没有,我们的邻邦日本也没有。这种转换在夏商周便已出现,到了秦汉之际,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头脑中的常识。站在历史高度看,中国历史上这种家天下的转换,是介于欧洲家天下永远世袭与现代民主制度四年一换的中间状态,因而在同一时间横断面上,要比欧洲更先进。中国老百姓会说:“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说明中国百姓对于家天下的一种态度,家天下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而是可以转换的。其转换的前提,经儒家思想提炼后,就是看家天下是否合乎公天下的大原则。所谓得道、失道,就是这个意思。
   自从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官方学术后,儒家官天下与家天下之间也出现了冲突。例如西汉末年,家天下开始失去民意支持。于是,儒家官天下便有了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尝试,王莽禅让。后世儒家理论,也有将王莽禅让称为篡权,原因是这次禅让并不成功。但是,这次禅让的意义不容低估。也就是说,在家天下失去民心、或能力不足的时候,是否只能用暴力手段来转换。如果皇权家天下的父子传递可视为家内禅让,那么王莽的所作所为则可视为家外禅让。当时儒学就明确主张,天下非一姓之私,当择贤而让位。朝廷措施,一切当以社会民生为贵,在上者贵以制节谨度,抑兼并齐众庶为务。然而,王莽禅让后的施政,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成功,其原因值得探究,但这毕竟是一次对家天下的严厉挑战。自王莽后,曹操对于禅让则犹豫不决;武则天则以非儒家的方式,实现了一次成功的禅让;赵匡胤也以禅让为自己的合法性正名;清朝也标榜自己的家天下得自于明朝的禅让。其根本都是基于儒家倾向于以非暴力方式实现最高权力转换的意识。这种意识也被现代社会所接受。
   然而,儒家公天下的理想,并没有使得家天下之外的禅让成为常态,这也有儒家自身的原因。因为,禅让如果基于个人道德,很难标准化、清晰化;禅让如果基于民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又缺乏制度化及其客观前提。因而,禅让在古代社会更多只是一种理想。现代社会的选举制度,其实就是将禅让制度化、标准化。由于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没能实现禅让的制度化,因此,在更多的历史时期,儒家将对君王的教育、素质提高视为常态性的第一要务。这种特殊教育也造成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现象。
   中国历史上的史书记载,大多由儒家知识分子完成。这些历史记载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量记载帝王的劣行。以至于后人常常误以为中国古代社会自上而下都是一片漆黑,充斥了令后人惊诧的丑陋。对于这个现象要从几个方面分析。首先,应该认识到,对于帝王劣行的大量记载,首先是教育当前帝王以及未来帝王的需要。出于维护权威的需要,教育帝王很难用禁令的方式推行,或者说,帝王之师很难对帝王说“你不能怎样”,而只能用一些与帝王身份一样的人来说事,也就是历史上的其他帝王。而且,这种方式经常使用其他帝王的失败、劣行,向现任帝王指出,“如果你这样,历史上的结局就是怎样”。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种被哈佛之类著名学府采用的案例教学,案例越多,教育成果就可能越好。因此,中国历史中大量记载的宫廷黑幕,主要是用来教育帝王的教育方式,不能简单认为它就是中国历史的全部。
   其次,在儒家官天下的框架中,家天下的帝王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并不是绝对权力。帝王的权力还是受到官天下制度的制约。因此,社会管理由官僚主导还是由帝王主导,常常形成一个相互较量的局面。对于能力强的帝王,例如康雍乾,帝王主导的倾向十分明显;对于能力差的帝王,例如明朝的一些帝王,官僚主导则成为定势。明朝有的帝王几十年不上朝、不理政,国家的管理运行也没有出现严重失误。而这些帝王的行径也清清楚楚地记载在历史中。这种记载不见得是帝王无行而造成社会危害的警示,而是帝王胡来造成对自己和身边环境造成的危害,以及历史评价的褒贬。顺便说一下清朝的特点。从清初到清末,皇权家天下的主导很难动摇,官天下对于家天下的制约以及官天下的独立性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最重要的原因是,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满清皇族对于家天下的维护特别用力,非常担心失去江山,以至于造成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失衡,使中国在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丧失了转换变革的机会。
   第三,从儒家对帝王历史的记载来看,中国古代的帝王是个人隐私相对最少的人。虽然帝王的隐私对当前的百姓具有神秘感,需要作一些掩盖,但是,帝王的一切言行对于历史来说,没有任何秘密,对于当前的核心官僚也没有任何隐私之说。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作为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透明、公开的。做到这一点,是儒家的功劳,也是对帝王的另一种制约。上述几种情况,造成中国历史记载中存有大量帝王的劣行。相反,在民主制度中,最高权力者的劣行往往被掩盖,例如肯尼迪的好色。
   简单来说,儒家的官天下是在难以改变家天下现实面前,基于公天下理想的一个折中。因此,儒家的官天下与家天下既有合作也有抵触,出现这两种形态的关键就是有没有以天下众生为重,有没有坚持公天下的第一原则。并且,儒家的官天下也在家天下之外,获得了部分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建立,基础就在于官天下的制度化。那么,官天下在中国古代起到良性作用的同时,是否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呢?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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