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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  

2009-07-02 01:12:45|  分类: 政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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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国策”问题,已日益受到重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十几年前,在前苏联模式失败后,有美国学者宣布,人类发展到美国模式,已经终结了,换句话说,美国模式被某些人认定为全人类唯一合理的、最终的模式。但是,欧洲人并不完全认同这个美国幻觉。欧洲人曾经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发展模式有两种,一是美国模式,二是欧洲模式。现在,某些欧洲人又修正了他们的看法,指出,世界上还有第三种模式,那就是中国模式。
   对于“中国模式”的解释并不清晰,理解也不一致,欧洲人是按照他们的标准做出的解释。欧洲有一个谚语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欧洲人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其他模式,都是把“罗马”当成最终目标。美国模式曾经被认为是到达“罗马”的唯一道路,欧洲则认为还有一条欧洲模式的道路。现在他们认为还有“中国模式”,意思是说,中国有第三条道路,也可以到达“罗马”。所谓“罗马”,就是欧美接受的共同标准。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中国模式”未必就是要以“罗马”为终点。为何“长安”不能成为目的地?这就是对于“中国模式”本质上的不同理解。
   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也表现在对于中国发展的“大国策”上。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种主流观念,认为西方文明就是最先进的文明,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与此同时,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也不断有人指出,西方文明并不是一切都好,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虽然这种意见在过去并没有占据中国社会的主流,但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以及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日益接近,这种观点已经日益被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于是,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国策”上,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划分。这种观点认为,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上,伴随着大量对外掠夺,这是不好的。因此,西方文明对外的“不好”,不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西方文明对于自己本国内部还是很好的。所以,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少有一点应该像西方一样,对自己国家内部要更好,或者要像西方对内一样好。在探讨中国发展模式的众多学者中,高全喜先生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本文对此观点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这种观点是一个严重误解的产物。由于某些理论把中国历史描绘成一团漆黑,中国历史被冠以野蛮、落后、残酷、愚昧等等标签,因而,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产生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来就是残酷对待本国人民的。或者说,这种结论认为,中国从来都对内部不好。所以,未来中国要发展,就要改变这一传统,向西方学习,对本国内部好一点。然而,事实并不如此。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已经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儒家学说长期占据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而儒家学说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仁者爱人”,这里的“爱人”指的是每一个人,当然包括本国的老百姓。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中国传统对内的重点和态度表达得非常清晰,并成为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来源之一。当然,由于某些理论的存在,以及将这种理论生搬硬套地强加在中国历史身上,造成了对于中国历史的严重误解和偏见。要改变这一偏见,并非一朝一日的事情。在这里只能很简单提及。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对自己内部好,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汤因比也不会发出“愿意身为宋朝人”的感叹。因此,中国古代历史的主流,一直是把“爱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换句话说,“对内好”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不需要向别人学。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中国只是需要借鉴一下西方“对内好”的具体方式。
   其次,高全喜先生所代表的这种观点,即所谓西方文明“对内好”要学,“对外不好”不要学,实际上还触及到一个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问题。高先生所代表的这种观点,之所以把西方对内、对外区分开,是因为西方文明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以国家主权的方式,将世界上的人群区分出“你我”,同时又说他们的文明是普世的。因而,西方文明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不得不采取双重标准。前文提到,儒家主张的“仁者爱人”,对于所“爱”的“人”是没有区分的。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爱人”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中国历史上,外国人到中国来,中国人到外国去,除了在某些特殊时期,中国政府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区别对待的政策。因此,从世界的角度看,全人类要和谐、要共同发展,西方明确区分内外的模式,远不如中国传统“普天之下一视同仁”的文化更具有普世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更应该放弃他们明确区分内外的模式,接受中国传统“一视同仁”的模式。而且我相信,这一点早晚会发生。
   第三,把西方文明对内、对外的不同表现区分开,主张只学其“对内好”,不学其“对外坏”,有没有可能?我认为,西方文明“对内好”与“对外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区分的。换句话说,西方文明如果不“对外坏”,就不可能“对内好”,西方文明的“对内好”完全是建立在“对外坏”的基础上的。从过去来说,英国如果没有印度这么大一个殖民地,如果没有不平等地对待印度百姓,英国国内的富裕就要大打折扣。从现在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如果没有对国外企业员工的低工资、低待遇,就不可能保障他们赚钱。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海外的血汗工厂,就没有西方跨国公司的高额利润。当今世界,西方以区分“你我”的手段,换得自身财富的方法比比皆是,只不过与过去公然的侵略、殖民、抢夺相比,形式上有所改变而已,本质依然没有变。因此,西方“对内好”、“对外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中国只想学一样,不学另一样,其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第四,面对上述情况,中国的模式究竟应该怎样?中国完全以西方现在的模式为榜样,不是彻底没有可能,用中国自己的双腿,也可能走到西方的“罗马”,结果不外是中国成为第二个美国。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代价巨大,几乎是中国和全世界承受不起的代价,而且也难以持续、难以泽被全人类。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中国模式”与西方观念下“中国模式”的根本不同。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不光是为了中国自己,即所谓西方的“对内好”,而且也是为了世界,为了人类,所以也要“对外好”。中国未来的模式除了要“对内好”,还要成为全世界共同接受的模式:对所有人、所有国家一视同仁。这样一个“中国模式”的实现,从理论上说,西方很难找出反对的借口,但是,在现实利益上,西方一定非常不愿意。而中国的“大国策”就是把这个“中国模式”变成世界模式的韬略,它是一项长期的事业。
   第五,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至少在现阶段,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某些方式,尽快让中国富裕和强大起来,从而增加中国的发言权和作用力。因为西方很势利,谁有钱谁说话就管用。在我和几位朋友共同完成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中,我们提出“内修人权、外争族权”的观点,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策略。为了实现把“中国模式”变成全世界共同接受的普世模式,“内修人权,外争族权”是一个避不开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目的就在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事实和现实,改变西方人自以为是的观念。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并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目的。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把“中国模式”变成世界的榜样,因为,欧美模式都不可能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最后,审视全人类已有的文化遗产,真正的有识之士相信,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拯救世界,可以让地球变成一个和谐的世界。对于中国来说,任重而道远。

 

注:
本周六下午,我有一个讲座,北京的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前往交流。
时间:7月4日(周六)下午2:30。
地点:海淀区苏州街18号院1号楼,长远天地大厦C座1单元9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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