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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间谍与内外大势  

2009-07-13 00:00:56|  分类: 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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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中国的国家利益、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中国没有榜样”,等等,同意的、反对的,大多在理论层面争来争去。包括关于“伪君子”、“真小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大多也处于概念对概念,观点对观点的状态。不同的倾向性,使不同的观点都难以说服对方。今天,用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解读一下上述问题。
   7月9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力拓集团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秦已被中国国安部门依法逮捕。具体原因是,胡士秦涉嫌为境外窃取中国的国家机密,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胡士秦是力拓集团驻上海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与他一同被捕的,还有另外几名该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秦刚在记者会上说,希望有关部门配合调查,并且强调,这只是一个“司法个案”,不希望把它无限扩大,甚至政治化。这话显然是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这一事件意义深远,如何解读这一事件,以及它对未来政策的影响,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件大事。
   首先,力拓集团窃取了关于中国什么方面的“国家机密”?为什么要窃取这类机密?力拓集团是世界上三大矿业公司之一,它与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一起,控制了当今世界绝大部分铁矿石生产。近几十年,中国的钢铁生产增长很快,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铁矿石进口方(约占60%)。因此,包括力拓在内的三大矿业公司,窃取的中国国家机密包括:中国各钢铁企业的生产能力、国家对于钢材的需求和计划、钢铁企业的内部成本、生产周期、矿石储备等等。掌握了这些数据,三大矿山企业就能在铁矿石谈判中,清晰地制定对于中国的价格战略。比方说,了解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内部成本,它就能准确地把握铁矿石的涨价幅度,如果再了解了中国对于钢铁发展的整个政策和计划,铁矿石涨价更能卡住中国的软肋。由于这样一个垄断集团的存在,中国将各个钢铁企业联合起来,采取统一立场的谈判方针,同三大公司进行铁矿石谈判。但是,胡士秦涉嫌窃取的国家机密还包括:中国方面完整的、书面的谈判策略。等于把中国的谈判底线完全暴露给对方。
   这个现象说明,西方国家所谓的自由经济,对外常常是一个幌子。三大矿业公司,已经实现了高度垄断,尤其是力拓与必和必拓,他们互相持有股份,组成价格联盟,寻找到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细小瓶颈,严密把守,以获得他们最大的利益。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对钢铁的需求,进口铁矿石的数量日益加大。但是,中国这个世界铁矿石“第一客户”、“第一买主”,在铁矿石价格上几乎完全处于被动。“客户就是上帝”是一句空话,除非生产方是真正的自由竞争,否则最大的客户就是最大的需求,而这个需求就成为供应垄断方要挟的砝码,最大的客户由此成为最大的、任人宰割的对象。对于中国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事实上,中国还没有找到对付三大矿山企业以保护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
   矿石间谍涉及到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内部。为何矿石间谍能成功窃取中国的“国家机密”?说起来很简单,一是投靠外国的洋奴,二是唯利是图的小人。首要涉嫌人胡士秦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在他的洋主人和自己的父母之邦之间,他做出了清晰地选择:投靠在洋主人的怀中。因为,洋主人给他的利益更大,而洋主人给他的利益是靠损害他的父母之邦换来的。对此,胡士秦毫不在乎,乐此不疲。胡士秦能够实现成功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各钢铁企业的“内鬼”。虽然目前这些“内鬼”还没有完全水落石出,但我们可以想象,实现这个目标,无非就是贿赂,金钱和美色,利用的正是“真小人”的本性。于是我们看到,当我们提倡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提倡道德修养的时候,至少,内外勾结的“矿石间谍”和“内鬼”首先就会反对,因为,那将妨碍他们靠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而中饱私囊。如果“矿石间谍”所接触都是把中国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爱国者,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而不是某些人大力鼓吹、提倡的“真小人”,“矿石间谍”窃取中国国家机密的难度就会大很多。
   面对铁矿石问题上的长期被动,中国该怎么办?我们目前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下三大矿业公司。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依然被动。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在2008年就试图收购力拓9%的股份,实现第一步战略计划。但是,由于国际金融也掌握在西方资本的手中,2008年,中铝公司收购力拓的计划亏损了70多亿美元。2009年,中铝公司试图利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再次入股力拓,所谓抄底。年初的时候,中铝以195亿美元的价格,与力拓在伦敦签订了协议。6月,随着西方经济形势有一点点好转,力拓便撕毁了协议,宁愿赔偿1%的违约金,终止了中铝的战略计划。联想到几年前中国试图收购美国某几个企业,遭到美国国会的抵制,力拓的“毁约”便更能让我们看清西方的本质。前不久,欧美针对中国向自己特产矿石征收出口税的举动,提出要起诉中国。与此同时,欧盟还开始对中国钢材加收关税,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什么?一个明显的双重标准:西方可以要挟中国,中国却不可以违背西方!中国只能任西方宰割!西方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是他们定的。而多少中国人还仅仅满足于西方同意和中国一起玩游戏,却没有看清其中的陷阱。
   关于力拓毁约的原因,有分析指出,这是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冷战意识,也有分析指出,这是西方试图继续保持垄断的心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还在西方的操控之中,中国想要改变被动的局面很难。英国方面解释说,他们担心中铝公司的政府背景。的确,中铝公司是一家国有企业。那么,我们把中铝变成私营企业会怎样呢?也许,中铝变成私营企业后,类似的“毁约”不会发生。但是,第一,中铝从国有变成私有,这个变化过程让谁得利?这个过程是否必然会导致令中国人愤怒的腐败?这是否就是某些媚美资用文人宣称“腐败有理”的原因?
第二,中铝变成私有,即便成为力拓的大股东,在当前世界金融规则下,西方资本也很容易把私有化的中铝变成类似“汇源”一样的“外国企业”,或者像几家上市银行、保险公司一样,变成西方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假中国企业”。这也是国内某些媚美资用文人不遗余力地鼓吹私有化优于国有化的原因。

   即便当前美国经济形势一团糟糕,美国的国有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某些中国媚美资用文人,还在不失时机地鼓吹私有化,贬低国有化。前几日,最新世界500强的排名榜上,出现了很多中国企业的名字,其中一家中国企业进入了前十名。于是,某些资用文人又大声责问:为何又是国有企业?为何不是中国的私有企业?我并非反对私有企业,但是,我认为,首先,私有和国有应该相互结合地存在,不能夸大私有的好处和国有的坏处;其次,在一批资用文人的长期鼓噪下,如今的中国还有几个企业家,具有早年民族企业家“实业救国”的理想?还有几个中国企业家像吴蕴初等一批民族企业家一样,具有炽烈的爱国情怀?
   在中国钢铁对外铁矿石谈判中,国内还有人指出,中国国内钢铁企业太小,太多、太分散、集中度不够,也是我们谈判不顺利、处于被动的原因。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将国内钢铁企业集中起来,成为一个巨型的钢铁企业实体,并不是做不到,而且对于铁矿石谈判的确会有好处,但未必就能真正解决问题。西方同样可以像对待中铝公司一样,借口你是国有企业,而采取双重标准。就算把这个假想中的巨型钢铁企业变成私有,除了上面提到的腐败和所有权问题外,还会有其他巨大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在大学期间,曾经到我国最大的造船厂。当时这个造船厂有1万名员工。据船厂领导介绍,同样生产规模的日本船厂,只有1、2千名员工。在当时的观念中,我们都认为,中国的企业应该像国外一样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减少人员成本,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先进企业。如今看来,这个问题需要客观看待。企业规模扩大、技术改进、效率提高、人员成本减少,对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的确有好处。但是,高度集中的企业,必然使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必然使就业机会减少,很容易造成财富的两极分化。这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问题,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而中国的事情又不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如果中国的企业竞争力不提高,面对国外的大型企业,就没有竞争优势;如果中国的企业都像国外企业一样朝巨型化发展,国情的不同,会使得后遗症在中国更加突出。这个问题在此处不详说。这里只是通过这个问题指出,如果我们只在西方模式、西方游戏规则中寻求发展,中国很难找到突破,很难摆脱受人控制的被动。这就是我主张的“中国没有榜样”的一个具体例子。
   在我看来,解决铁矿石谈判的长期被动局面,至少有一件事情,中国是可以做的,那就是改变好大喜功的方式,改变以刺激消费促进增长的模式。比方说,像鸟巢那样极大消耗钢材的项目,应该少之又少,慎之又慎。而在中国各地的建设项目中,类似的情况太多了。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各种建筑,为何不能多采用中国非常丰富的石材资源,而非要采用资源缺乏的钢铁?我对建筑是外行,就算用石材成本可能会高(假设),但是,这种方式可以保证大型公共建筑的投资,大多数都用于国内企业和国内就业。就算石材建筑可能建不了摩天大楼,但是,矮一点又怎样?何必非要争世界第几高楼的无谓名声?如果这样的观念能够被普遍接受,“大裤衩”的难堪也许就不会出现。何必非要争“奇特”建筑的无谓噱头?
   矿石间谍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把它定位成“司法个案”,主要是出于中国与众多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平衡的考虑。而对于中国自身来说,矿石间谍事件反映出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一系列问题。既有企业发展模式问题,也有国家利益问题;既有制度建设问题,也有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得到维护。要实现这个目标,制度仅仅是一方面。民族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同样需要;国有企业内部机制和市场行为的深度调整同样需要;对于那些为个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的“内鬼”,既需要法律惩处,也需要道德建设。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找不到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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